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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之前,汪曾祺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


2020-06-15


临终之前,汪曾祺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

「白天,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睡觉。」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常常这样「投诉」。这位如今名气大、书也卖得很多(有的还很贵)的作家,晚年却是在蜗居中度过的。


斯是陋室,那又如何?


1983年,汪曾祺举家迁入新华社的三居宿舍。虽听上去有三间房那幺大,其实则褴褛破落,据描述是厨房难转身、厕所又狭小、没有澡间更没有客厅。一推开门,里面是一条连接三间房的过道(像足了如今香港的劏房),接待客人的时候,汪曾祺就在过道里泡茶。而他自己的房间,则被一张床、一张檯、一把椅子塞得满满的,于是才发生了要把杂物挪来挪去的景况。


可是读过汪曾祺作品,便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恬淡开怀的人,且样样事情都有浓厚兴趣。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汪曾祺都精通,此外又偏爱吃、爱下厨。据说在读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曾经用一碗米线治疗失恋;后来在北京招待外来作家,曾用亲手烹调的干贝吊小萝蔔征服了聂华苓。作家韩蔼丽曾与汪曾祺一家密切来往,她就惊歎过:「我从没听到过汪曾祺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这近乎贫民窟的地方,他住的怡然自得。」


其实在幼年时,汪曾祺也体验过富庶无忧的生活。六十九岁时他曾写下自述散文〈自报家门〉,其中提到祖父在清朝末科中了「拔贡」,拥有两三千亩天田地之余还开药店、布店,但仍勤俭朴实,又免费为人医眼病。传说汪父在高邮的房产多达二十六所,应该是想怎幺住都行,但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往北京工作后,居所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汪老。上文提到的新华社三居房,其实已经算是住得体面的地方,在此之前,汪老一家还住过「湫隘狭窄」的百呎房,也住过连白天也要点灯的黑房,大抵甚麽样恶劣的环境都见识过了。但也正是在这些侷促的房子里,汪曾祺写下了《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等作品,令他晚年文名再起,真可谓传奇。



被遮蔽的文学巨匠


即便在最后十年间写下不少重要作品,汪曾祺在世时的名声还是有限,因此他也被不少评论家称为是「被遮蔽的文学巨匠」,他也曾经自嘲说,从未跟上过任何个时期的文学风潮。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伤痕文学热潮掀起,人人都在书写痛楚,汪曾祺却在此时发表了风格清新开朗的小说《受戒》,让当时的编辑也感到左右为难。曹文轩曾经指出在那个时代,汪曾祺让读者感到「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此言不虚。但浸泡在沉痛中的人们,要花上多久才能开始明通其他情绪呢?其实很不容易。


因此,我们总说汪曾祺是时代的异类,但实际上,在反右风潮和文革中,他也是受害者之一。早在1957年,汪曾祺就被划为右派,从北京下放至张家口参加劳作;后来文革爆发,他又被钦点成为御用文人,参与修订样板戏《沙家浜》,每次下笔都战战兢兢。虽然《沙家浜》修订加工完成后,汪曾祺还得到了当局嘉许,但是在晚年他又因此剧而捲入一场版权官司,更有说这是直接导致他身体恶化、最终离世的原因。


一生主旨:贫穷与心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经历这番狗屁倒灶的事情,汪曾祺的回应竟然是有点自嘲、有点庆幸,由此足见他乐天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也与他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


《受戒》中的主角小和尚明海与少女小英子,不免让人联想起汪老恩师沈从文《边城》中所写的纯真感情。汪曾祺的写作深受沈从文影响,但因乡土风俗乃至性情的不同,他为人物注入了一种独特的轻盈感,原来这个源自于他自己的一个梦:「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把一块现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原封不动地移到纸上,就成了一篇小说。从眼中所见的生活到表现到纸上的生活,总是要变样的。」在写小说时,汪曾祺讲求自己要与所写人物「紧紧贴着」,要用自己的心和全部感情来写,但小说自有其发展路向,他也并不强求。


许多人谈起汪曾祺,便会说他的「恬淡、纯真、随遇而安」,但其小说也不无伤痛。在1994年写下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汪曾祺就将贫穷与女性困难描绘得淋漓尽致、刀刀入肉,但又不会让你看到刀的样子。当饱受侮辱但仍渴求爱情情慾的辜家女儿坐在床头大哭时,你就能知道汪曾祺笔下的贫穷与绝望有多幺透彻。


关于贫穷与侷促,汪曾祺体会得太多了,以至于直到人生末年,他才真正住进了一个像样的居所。1996年二月,汪老举家搬入虎坊桥福州馆前街一幢崭新的大楼,内里宽敞舒适,而一直伏在杂物堆、饭桌上写作的大作家,终于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书房。




(撰文:黄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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