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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栢青书评】伤心辩证学──《生命的测量》


2020-06-13


【陈栢青书评】伤心辩证学──《生命的测量》

陈栢青书评〈伤心辩证学──读朱利安.拔恩斯《生命的测量》〉全文朗读

陈栢青书评〈伤心辩证学──读朱利安.拔恩斯《生命的测量》〉全文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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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这是诗人奥登〈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着名诗句。等到诗集重印的时候,奥登自己又修改了这句话,「我们必须相爱,然后死亡」。从「否则」到「然后」,朱利安·拔恩斯在他自己的小说《10½章世界史》中描述了这件事情,以为这是诗坛最有名的修改之一。这修改的后续是,奥登索性把整句话都删掉了,还修什幺,生命和死亡,全有或全无,乾脆都不要了。

《10½章世界史》是拔恩斯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89年,小说非常的奇怪,由诺亚方舟开始,里头一艘船接着一艘船,各式体例(书信、法庭答辩、小说、散文)连绵成长篇,把世界史顺过一次,多丰富,多荒凉,但他还多出了1/2章,一个名为〈插曲〉的东西,那是什幺?在那里,拔恩斯自己露脸了,「我来给你讲讲她的事情──」,〈插曲〉的第一行由此开始,很快你会读出来,那是拔恩斯版本的《恋人絮语》,他写给他熟睡的爱人,并发出种种提问,什幺是爱?爱使人幸福吗?我爱你意味什幺?爱有益于生存吗?小说家的爱很索然,在一本小说里,明显缺少了故事,都在提问,举文献,讲典故,自问自答,却有一种嚼劲。这些读书人就是这样,他爱的很硬,鲜少水份,藏的很深,很知识,有水平,大哉问,小心肝,你读过,你会忘记,〈插曲〉是石板上的句子,是论文后面的注记,但我们的爱都在吃软不吃硬,想起已枉然。

《生命的测量》,朱利安‧拔恩斯着,颜湘如译,麦田出版

「我们必须相爱,□□死亡」,〈插曲〉里谈论了奥登的更动,其实是讨论爱与死。当生命变成填充题。如果是你,□□该用哪个连接辞呢?「否则」?「然后」?「而且」?「从不」?你可以快速填满格子,但要验证答案,可能要花半生。至少,拔恩斯是如此。《10½章世界史》出版二十年后,世界终结了。爱人死去。当年一番春景春梦,爱的辩论喋喋不休,如今不堪问,哪堪提,那个永恆的□□,朱利安.拔恩斯以《生命的测量》来回答。

 

好的作家带你飞行,一开始你绝对看不出《生命的测量》要干嘛。小说家有办法如此,书分三章, 翻开小说第一页,是19世纪还没被佔领的天空挨挤着等待上升的热气球,人像摄影的大师纳达尔有一只,皇家骑兵卫队伯纳比上校和知名女演员莎拉各有一只,它们按着章节依次升空,在不同的高度下体现为不同文体,是报导文学,还是小说?是论述?还是归类为理性散文──这可以视为拔恩斯的正字标记,我们刚刚讲过他的《10½章世界史》了,在他的创作中,透过各式体例的抽换,所有有字的东西,都可以是创作,一部小说往往变成「文字的奇观」──纳达尔上升是为了俯探,伯纳比上校在高空看到爱情,莎拉找到自由,然后,气球到了临界点,外部压力高于内部,球壁耐不住挤压「砰」的──你忽然明白发生什幺事情,这就是这本书要带你上去的地方,为了下坠。飞得有多高,坠得有多重。全书第三章,是拔恩斯自己登场了,他在坠落,「我的爱人死了」。一句话说死,或者,再拉长一点,「我们在一起三十年。相识时,我三十二岁,她死去时我六十二岁。」终于,〈插曲〉不是插曲,它成为尾声,奥登句子中不是空白填空,只是默然。我们迎来了朱利安.拔恩斯创作生涯中最重的作品。

「将两样从未结合过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世界就此改变。当下或许无人发现,但无所谓。世界终究是改变了。那是什幺?」每一个章节开端,总是熟悉的一句话,那说的是什幺?说的可不正就是所谓「爱」吗?两个陌生人的结合促成世界的改变。但另一个说法,霍华德‧苏伯所着《电影的力量》中称此为「异态混搭」:「把之前较少组合在一起也不被认为适合在一起的元素组合起来就叫做『异态混搭』,它会产生新的事物。」或者,史蒂芬金在《谈写作》一书中也提到「两个原先没有关连的概念突然凌空而降,使天地间突然有了新鲜事。」拔恩斯讲出的,其实是所有创作者念兹在兹的创作真髓,所谓的创造,正是「将两样从未结合过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但也许,他的答案就是这本书,《生命的测量》就是创作与爱的结合,而且不只是爱,还有更多,关于失去爱。

 

这本书有几种阅读方式,一种是纯粹文本式的,一种,是镜週刊壹週刊式的,八卦一些把文本外的事情拉进来。其实是更理解书本背景。拔恩斯的妻子帕特卡瓦纳(Pat Kavanagh)的离去当然是拔恩斯个人的生命大事件,却也是伦敦的文学事件。帕特是伦敦着名的文学经纪人。他出身南非,大堆创作者对他的悼辞不约而同出现「feline」这个词彙──「似猫的」──帕特也真是猫了(Pat可不就是宠物的意思吗?据说他打给自己家作者会说「Pat called you.」和你叫宠物的语法刚好相反),他的颧骨优雅,眉骨连接到鼻子的轮廓线让人想起猫的颜线,而他的行事也如猫般优雅。帕特演出过电影《Under Milk Wood》。直到60年代,他进入出版机构,成为文学经纪人。而生命中重要的转折是1978年和拔恩斯相识。两人在隔年结婚。那时拔恩斯正要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Metroland》。

帕特经手过几个大咖。《正午的黑暗》作者Arthur Koestler称她「我的小鲨鱼」,他和拔恩斯喜欢在伦敦北部的家中招待朋友。晚餐时举办葡萄酒比赛,「整个伦敦的文学都聚集在他们家餐桌上」,《卫报》上的悼辞可谓是对文学经纪人的最高讚美,说起来他家也就像林海音家的客厅了。

拔恩斯的妻子帕特卡瓦纳。(翻摄自维基百科)

拔恩斯对帕特的爱,看小说就知道,他曾用帕特的姓取笔名撰写侦探小说,而〈插曲〉将他们的爱箝入世界史中。一个八卦是,1980年代帕特曾离开拔恩斯的身边,和手下经纪的另一位作者发展出炽烈的恋情,那是谁?正是《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作者珍奈.温特森,但两个女生的感情终究没能进入九零年代。「我为她写过一本书,《The Passion》,那是献给她的。」珍奈.温特森在接受访问时说。几个小说家,几本为他书写的小说,为他创造与他所经历过的,Pat Kavanagh的生命轰轰烈烈把文学家和文学界,小说的内面和外面连接起来。

 

然后,是拔恩斯的《生命的测量》,拔恩斯写出了伤心的极致,那是什幺,是怒,是尖锐,是刺,是茫然。看着他的自白与描述,小说家乱像你小时候会觉得怪的远房阿伯。但其实是,小说家写出悲伤的极致:「无效性」。事物的无效性。伤痛摧毁一切。一切被无效化。我们由此进入小说家的悼亡书写之中。

伤心怎幺写?过去书写中已经有太多典範,还怕没伤心事吗?临表泣涕不知所云,纸页能哭出水来,当然也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种,多不动声色,庭中枇杷有多繁花盛茂,伤心就有多盛大。但拔恩斯的伤心书写不同。如果拔恩斯的〈插曲〉是一种《恋人絮语》,他的《生命的测量》应该对应的就是罗兰巴特的《哀悼日记》,巴特失去了妈妈,在《哀悼日记》中以短章的方式思索哀痛,拔恩斯则失去他的妻子,他们都是思考型的作家,用脑子伤心。举个例吧,「只有在的痛苦中才能快乐」这是普鲁斯特的句子,「我活在我的痛苦中而这使我快乐」、「我很痛苦。我无法忍受看到我的苦难被别人简化」,这是巴特《哀悼日记》中的句子,「『大自然精準无比,失去有多宝贵,心就有多痛,所以应该也可以说人在享受痛苦吧!』我觉得这段话颇有抚慰作用,虽然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有享受痛苦的一天,但我也才刚开始而已。」而这则是拔恩斯。

左:朱利安‧拔恩斯《10½章世界史》,林本椿、宋东升译,译林出版社。右: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汪耀进译,商周出版。

你可以看到,三人成虎,而他们三人成苦,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伤痛下却都在讲痛苦与享受的关係,而且以思辨的方式进行,将最极端的概念放在一起,却反变得理所当然,你瞧,为失去所爱产生痛苦,反而是爱她的证明,那不近乎享受,反而该说是快乐?这里头有一种悖论式的机巧,这些作家少用故事去渲染情绪,只讨论概念本身,但别有一番天地,在文学史里该自成一个系谱,这是伤心的辩证学。

 

这纯粹是脑子的事情。但这类书写者从中逼出了心。他在辩论,是操作悖论,是自己在逼自己,当然,这类思考,很逻辑,似乎电脑也能做,电脑也能选土豆,可伤心辩证学不一样就在这里,例如拔恩斯提到,爱人死去,我们该对谁生气?他自己列出种种可能的答案,气死去的人?气上帝?气宇宙?气这个世界?但拔恩斯说他都没有,「宇宙只是做它该做的事情」,你看,拔恩斯的思考多合理,多理性,可说是思考的机械了。别人没有错,上帝没有,宇宙没有,世界也没有。但他跟着话锋一转,好啊,大家都没错,「可既然这个世界不肯救她,我又何苦费心救这个世界?」没有事物该为爱人的死负责是合理的,没错啊。但没错又怎样,你们没办法救,我又干嘛救你们,这让我想到罗智成有诗「我心有所爱,不忍这世界颓败」,拔恩斯则让诗句颠倒了。这个颠倒,多自私,却多深情,于理不合,其情可悯。

又或者,神话中奥菲斯明明被叮嘱「离开冥府之前不能回看他的亡妻,否则妻子就会消失」,但他还是回头了,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所以这才合理,「怎幺可能不呢?因为,虽然『没有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这幺做,但他在爱与伤恸与希望交迫下已然神智不清。你会在一瞥之间失去全世界?当然会了。这正是世界的用处:让人在适切的情况下失去它。当尤丽迪丝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有谁能遵守誓言呢?」你可以说,拔恩斯这本伤心书写正是写出这类「合理的不合理状况」、「日常的异常状态」,他不合理,但在伤心里,一切合理,他异常,但这就是伤心的日常。

这不是因为爱。这是因为,失去爱。

 

朱利安.拔恩斯。(东方IC)

另一个《生命的测量》做到的奇蹟是,通常这类思辨性的论述,它会把一切拉远。没有故事,谁要看呢?那要怎幺让人进去,让人感觉到伤心。奇怪的是,拔恩斯偏偏做到把它拉近。他怎幺做到的?那就得依靠前面的章节,透过摄影大师纳达尔、皇家骑兵卫队伯纳比上校和知名女演员莎拉,随着他们各自上升的气球,大气未把你们拉远,前头他人的故事反而建立一个象徵与譬喻的平流层,一旦你读过,你和拔恩斯看过同一个高度的景色,你们现在在同一个风压之下了,此前一切,就都成了他伤心机器里的零件。举个例吧,「冲击力道之大,使得他双腿没入花床深及膝盖,体内脏器碎裂,迸散于地。」这是第一章描述气球事故的情节,而到了第三章,当他写到失爱后伤心处,便来上一句,「冲击的力道更让你体内脏器碎裂,迸散出体外!」热气球事故导致粉身碎骨竟变成了伤心的绝妙譬喻。因为你都先读过了,前面章节不只是单纯讲故事而已,而是提供丰富的素材供后面章节使用,它们变成测量的公制单位,一如公分公釐公克公斤,而拔恩斯用它们让你知道伤心的深度。

合理的不合理。日常的异常。拉远的拉近。一片伤心不能解。在别人的血里能暖自己吗?但那不是问题,失去爱才是问题,你看到一个失爱的人,你看到一个诚实的人,你看到一个逼自己的人,你看到的,其实是生命的极境。那是我们有一天也必须临经的地方,但谁能像拔恩斯那样深入,而且坦承。

 

本文作者─陈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毕业。曾获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林荣三文学奖、台湾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等。作品曾入选《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对照台湾文学选集》、《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并多次入选《九歌年度散文选》。获《联合文学》杂誌誉为「台湾40岁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家」。曾以笔名叶覆鹿出版小说《小城市》,以此获九歌两百万文学奖荣誉奖、第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奖。另着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宝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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